Just a Girl.
Just Me.

德希達
德希達在1966年發表論文＜人類科學論述中的結構、符號與嬉戲＞。這篇論文的論點在於質疑柏拉圖以降西方哲學所做的形而上假設。德希達認為「結構」的觀念總是預設某種意義的「中心」，甚至連「結構主義」理論也同出一轍。這個「中心」掌握結構，但本身無法以結構性的方法來分析（找尋中心結構等同於找尋另一個中心）。人們對於中心有所渴求，因為中心保證了存在的顯現（being as presence)。
德希達的經典作品＜＜文字科學論＞＞（of Grammatology)裡，把對於中心的渴求稱為「理道中心論」（logocentrism)。「道」是所有事物的起源，構成世界顯現的基礎；任何事物的起因都是受到它的影響。雖然＜＜聖經＞＞是用寫的，上帝的話語本質上是口語的。與書寫的話語相較之下，從活生生的身體內所說出來的文字，似乎較為接近原初的思想。德希達認為，話語比書寫享有更高的特權，他稱之為「語音中心論」（phonocentrism)。
是什麼讓符號無法達到完全的顯現？德希達發明了「延異」（differance)這個術語來涵蓋分裂的本質。法文裡，differance中的a無法聽辨，因此我們只聽到difference(「差異」）。只有在書寫中，如此的模棱兩可才得以察覺。differer這個動詞同時意指「差異」（to differ)與「延宕」（to defer)。「差異」具有空間的概念：符號從充滿差異的系統中出現，而這些差異在系統內部形成區隔。「延宕」具有時間的概念：符徵堅持「顯現」永無止境的延緩。「語音中心論」思想忽略「延異」（沒有延異），強調口語文字的自我顯現。
書寫不需要作者的顯現，但話語總意味著即時的顯現。說話者的聲音在空氣中消散，不留痕跡，因此和書寫不一樣，似乎不會污染原初的思想。哲學家經常表達對於書寫的憎惡，擔心書寫會破壞哲學真理的權威。哲學真理依賴純粹的思想（邏輯、理念與命題）一旦寫下來，就有受到污染的危險。
解構的閱讀首先標出層級，接著進行扭轉層級，最後創造出新的層級，在從更高階的位置來取代第二個術語，藉此抗拒所主張的新層級。解構式的閱讀後來會發現，「暴力」在配對層級的形成中，不可或缺。惡是添加也是取代。一旦文本逾越表面上為自己所制定的律法，解構的時刻亦隨之到來。在這個時間點上，文本可說是支離破碎。
書寫意味著某種程度的不可靠，因為如果符號可以在脈絡外重複，那麼它們的權威是什麼？
書寫行為永遠是一種意義的試探過程；它是要開啟一個書寫空間（espacement) ，使這種若隱若現的義透過一連串的追蹤（trace)運動而襯托出來。由於欲達之義會不斷地遷延，德希達才創了differance這個字來說明「義」的遷延與出入。因此，一部作品或一篇書寫的成章，便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追蹤運動。
結構主義以後繼起的解構理論家相信，任何作品都有缺口，破綻。這些缺口不是讀者強作解人加上去的。它們是書寫成章所必然具有的自我解構。讀者仔細追蹤這些裂縫在作品的分佈，事實上就是在探溯一連串的意符遊戲。
法國的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與瓜達里（Felix Guattari)在＜＜反伊底帕斯＞＞一書中說明，書寫過程反應的是現實經文字賦記時的蛻變。實際寫作之時，現實的種種，都會為結構、語碼、系統所「馴服」而納入作品之內。表面上看來，這是在進行統合，在劃定一個書寫範圍；可是，潛意識裡，另一種反抗的力量也同時在進行，而且還壓倒前者的力量。作者想要劃定的範圍會瓦解，作品中也就破綻百出；作者所賦諸文字的也在進行解構。
「延異」一詞的提出，具有兩種意義。一個是指時間上的延宕，一個是指空間上的差異。所有的文字符號，都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而只是一個中介點。任何一種真理在傳播時，都只能藉由文字與語言來傳遞。但是，文字與語言都是由語音（sound)與概念(concept)所構成，具體的實物（reference)卻總是缺席。歷代傳承下來的思想或真理，哲學家提出的概念，從來都不是在場（presence)，而永遠都是不在場（pres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