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他人之痛苦-蘇珊•桑塔格(摘錄)


1.
戰爭受害者的照片本身已成為一組修辭。它們重申。它們簡化。它們煽動。它們製造了達成共識的幻覺。

對那些傾向漠視而不想勞神的特權階層來說,這些照片是令事情變得「真實」(或「更真實」)的手段。

我們的不足之處是想像力或情感上的無法投入,我們無法於心智上掌握這現實。

所有的照片都靜候被文字解釋或扭曲。

⋯⋯任何與己方的素有信念相違的圖片證據,都會遭到斥逐,視為在鏡頭前刻意喬裝的假象。

遙遠地,通過攝影這媒體,現代生活提供了無數機會讓人去旁觀及利用-他人的苦痛。(p17-24)


2.
新聞術語中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並不一樣,於地理上及題材上都是一塊非常狹小的地區,只是傳媒認為值得知道,並以簡短、強化的語氣報導出來的領域而已。

世人對某些戰爭慘況的知覺其實是建構出來的,而建構的工具主要是攝影機記錄的照片。

美國入侵越南是第一場由電視攝影機逐日見證的戰爭,它在家庭生活與死亡和毀滅之間,建立了一種面對面的、既近猶遠的新關係。從此之後,現場直播的戰爭及屠殺就成為家中小螢幕上不盡長江滾滾來的經常性娛樂節目。要在不斷面對五花八門資訊的觀眾意識中,製造對某一特定衝突的一點宏觀,就必需每天把衝突的片段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播放。

透過攝影、某事件-對那些身在他方、將之視為「新聞」追蹤的人來說-變得真實。然而實地身經的大災難,卻往往詭異的像是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

-攝影呈現了某人的觀點(p30-43)

3. 
也許唯一有資格目睹這類真慘實痛的影像的人,是那些有能力舒緩這痛苦的人-像是拍照所在地的戰地醫院的外科醫師-或那些可以從中學習的人。其餘的我們,不論是否刻意如此,都只是窺淫狂罷了。(p53-54)

照片永遠是某人挑選過的影像;拍照就是架起一個框架,把框外的事物剔走。(p57-58)

4.
攝影的時代對現實提出了一些新要求。一方面,真實事物本身可能不夠嚇人,需要強化其效果,或以更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演。(p76)

影像審查制度一直都存在,但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是根據國家元首或將領的喜好,散漫地執行著。(p77)

愈是在遙遠的異域,我們愈可能看到死傷者的正面影像。於富裕國家的公眾意識內,後殖民非洲只以兩種方式存在:除了其性感的音樂,就是一系列令人難忘的失神大眼的受害者照片-(p84)

5. 
若憐憫是一份只為那些不該遭逢不幸之人所發生的情緒,如同亞里斯多德的說法,那麼憐憫確可伴隨一份道德判斷。

憐憫似乎會被恐懼沖淡、轉移,而恐懼(驚懼、恐慌)則總是設法要淹沒憐憫。(p88)

拍攝人物卻不列出對象的姓名,等於是在有意無意之間與名流文化同流合污,同時助長了對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攝影口味的貪婪需索:只授予名流姓名,而將其他人貶降為他們的職業、種族及慘況的代表樣本。

藉題材全球化而把淒放大,或許人激使人們多一點「關懷」,但也可能令觀者感到人間的苦難太過碩大無朋,太過無法挽回,太過宏偉壯麗,任何地區性的政治干預都無補於事。以如此龐然的幅度去處理這個題材,徒然令人的同情心掙扎踉蹌,變得抽象不實。(p92)

攝影把一切客體化:把某人或某事轉變成某種可以擁有的物件。

美化是攝影機的經典功能,但很容易漂淡我們對圖中事物的道德反應。而醜化,把事物最糟糕的面貌披露,卻有一個更現代化的功用:教化人心,邀請觀者做出反應。因為攝影如要控訴或甚至改變行為,就必需震嚇觀者。

⋯⋯震嚇會習以為常,人們也可以掉頭不看。

人們既然能習慣於現實生活中的恐怖,自然也能習慣於某些影帶來的驚駭。(p94-95)

所謂集體記憶並非一種回憶,而是某種約定:約定這很重要,關係著某宗事件的來龍去脈,並以某些圖片把這個故事緊鎖在我們腦海裡。不同的意識形態各自創造了可供佐證的影像檔案庫;代表性的影像綜合了大家認同的重要意念,能挑起意念之中的思想與情感。(p99)

⋯⋯這類獸行並非某些「野蠻人」的行徑,而是反映了一整套信仰,即種族主義,把某些人界定為低人一等之後,就能賦予私刑及宰殺一份合法性。(p106)

6.
人可能因責任感去觀看記錄暴行兇案的照片。人也可能因責任感去思考觀看這類照片的意義,去思考我們能消化此等照片內容的能耐。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是尊崇理智及良知而去觀看這些照片。大多數表呈暴虐受創之軀體的圖像,都會撩起觀者心中的淫邪趣味。(p109)

憐憫是一份不穩定的感情,若不形諸行動的話,它會萎凋。

受感動不一定是宗好事。濫情(sentimentality) 可以醜臭地與嗜啖畸暴或更糟糕的口味相結合。

令感受呆滯的原因是有所感無所行動。所謂冷感,所謂情感與道德知覺的痿痺狀態,其實充斥著憤慨與受挫的情緒。

認為影像帶出的悲憫之情,能令-透過電視特寫鏡頭看到的-遠方的受害者與優哉游哉的觀眾帶出變得天涯若比鄰起來,根本不切實際,徒然掩蓋了我們與權力之間的切實關係。我們感到憐憫,指的是我們感到自己不是釀造災痛者的幫兇。我們的憐憫宣告了我們的無辜清白,以及我們宛如真切的無能為力感。甚至可以說,不論我們懷抱多少善意,憐憫都是個不恰當,甚或隱含侮辱的反應。(p117-117)

7.
觀眾看似淡漠的反應,刀𦘦自電視藉著不輟的影像撩撥及填灌給觀眾的那種不穩定注意力。雜沓擠擁的影像令觀眾的關注變得輕淡、流逸,不那麼著意內容。川流不息的影像反而讓影像無法脫穎而出。電視的重點就是可以轉台,於是觀眾自然會轉台,會變得焦躁、無聊。消費者昏昏欲睡。他們需要不斷刺激、不斷預熱啟動。內容不外就是提供這類刺激的元素。若要對內容做出富有反省力的接收,需要一定程度的專注,然而觀眾並不期待傳媒散播的影像具有值得反省的內容,因此其專注力遂跟著衰退;傳媒不斷將內容濾除,是窒息觀眾情緒最大的禍首。

說現代生活總是以暴戾餵養我們,而我們不知不覺慢慢習慣而腐化了-這理論事是對現代世界最古老的抨擊。(p120-121)

根據一些很具影響力的分析,我們是存活在一個「觀覽物的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 。任何事物都要轉換為觀覽物,對我們而言才會成真-也就是,才會有趣。人也冀盼自己變為影像:是為「名人」。現實早已從人間退位。一切都只是被表呈物象:只是媒體而已。

這些俱是華美的辭藻。但對許多人來說,很具說服力,因為現代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人喜歡感覺到自己能搶先走在自身的經驗之前。

有關現實死亡的報導-如同理性之死、知識分子之死、嚴肅文學之死-似乎經常被許多人不加思索地接受,這些人也正嘗試去理解當代政治與文化中令他們感到錯誤、空虛,或愚蠢的勝而為王的一切現象。

說現實變成了觀覽物是一種令人咋舌的坐井觀天的觀點-把富裕社會少數有教養之人的觀看習慣視為普世通行的現象。在富裕社會內,新聞已蛻化為娛樂,這種成熟的觀看方式是「現代人」新添的主要行頭,也是拆卸傳統的黨派政治-亦即能真正表達歧異和進行辯論的政治形式-不可或缺的利器。它假設人人都是旁觀者。叛逆而玩世不恭地指出:世界並無真正的苦難。在那些優遊富裕的地區,人的確有旁觀,甚或懶於旁觀,他人之痛苦的曖昧特權,然而把世界與這些地區等同齊觀,卻是荒謬可笑。(p124-125)

把他們的災困與另一群人的苦楚相提並論,等於是在做比較(那一個是更不堪的地獄?)等於是把賽市的苦難折磨降級為眾多例子中的一個。自己的苦難與別人的痛處等同並列,真是情何以堪!(p128)

8. 
點出一個地獄,當然不能完全告訴我們如何去拯救地獄中的眾生,或如何減緩地獄中的烈焰。然而,承認並擴大了解我們共有的寰宇之內,人禍招來的幾許苦難,仍是件好事。一個動不動就對人的庸闇腐敗大驚小怪,面對陰森猙獰的暴行證據就感到幻滅(或不願置信)的人,於道德及心智上仍未成熟。
人長大到某一年紀之後,再沒有權力如此天真、膚淺、無知、健忘。(p129)

這些影像最多只是一項邀請:去注意、反省、學習和檢查建制當局如何自圓其說地解釋災難緣由的文飾辭令。誰導致照片中的災難?誰要負責?這可以原宥嗎?這是無可避免的嗎?於今為止的世局中有哪些是我們一直接受但其實應該挑戰的情況呢?(p131-132)

出版資訊: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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